环保部10月大气专项检查 北京4家企业上黑名单

至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，企业由国家统一领导和宏观控制，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，是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说法更只是在说经营方式问题，与是否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性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何况西方那些国家都早已颁行了国有资产法，不会出现在我国经常出现的所谓出资人缺位问题，人家对国企管理的成熟度要远远高于我们自己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，没有思想大解放，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。如果每年把土地出让增值收益1/3用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，1/3用于增加公共财政收入，改善民生，1/3用于基础设施建设，改善生态环境，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。

以土地为例,2016年海南全省土地出让均价仅为广东的45.4%。作者：迟福林 来源：经济参考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海南 开放模式 自由贸易港 。例如，建省办经济特区以及建设国际旅游岛，中央给了海南很多优惠政策，对海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，但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海南开放先走一步的问题。例如，率先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，实施全省统一的居住证管理制度。因此，海南要以开放为先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，尽快形成有别于其他自贸区的海南模式。

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，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，支持海南逐步探索、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，分步骤、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。其中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可以压缩到30项左右。化大为小以后，民营企业和其他国家资本就可以参与其中，减少了自身的风险。

西方对基础设施等实体经济已经不那么感兴趣，这给其他国家留出了发展空间，但西方国家仍会批评中国的行为是新殖民主义。德日等国当年对外扩展时有明确规划，但我不认为中国有国家规划。如果具有政治原因，中国就不应该采取这些做法。（薛：九段线怎么办？） 九段线就不要再提了，因为没法说清楚。

邓小平时期主要解决国内问题，因此是韬光养晦、有所作为。即使这一届政府没有提出，下一届政府也会提出。

一带一路之前，中国资本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出去了，一带一路推出后加快了这一过程。薛力：是否有领导人个性原因？ 郑永年：当然有个性原因。为此，笔者所在的团队酝酿了一个计划：在全球选择一些国家，对这些国家研究（或比较熟悉）一带一路的重要人士进行访谈。但五年的时间也不算短，以此为一个小周期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评估、改进，大有必要。

几年实施的情况可概括为成效巨大、问题凸显。如果是大战略，就不会出现当前的一些困境。薛力：中国明白基础设施很难盈利，为什么还要大力开展此类建设？ 郑永年：中国高科技含量资本不多，基础设施是中国强项。中国走出去的进程是一直持续的。

而倾听天下广议，将大有助于中国客观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。最大的不足是没考虑好如何利用基础设施引发其他经济活动，即有了基础设施我们应该拿来做什么。

（薛：新加坡对外投资很多都是中国的过桥资本，这些资本以前多从香港走，现在则大量从新加坡走，您觉得是什么原因？新加坡资本形象更好？） 是的，在一带一路下，新加坡比香港的地位更中心。薛力：一带一路目前在新加坡的实施情况如何，有没有什么代表性项目？ 郑永年：新加坡由于国土面积小，不太需要基础设施建设，之前提的新马高铁在马哈蒂尔上台后也不提了。

（本文系薛力研究员对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录音整理稿。第一站我们选择了新加坡的若干人士为访谈对象。所有我说南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，要有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法律上无法解决。薛力：一带一路主要是经济驱动的么？一些人认为有政治动因，您的看法是？ 郑永年：我认为不具有很大的政治原因，如果有也仅仅是辅助性的，不是主体。美国华尔街资本和国际机构对这方面都不感兴趣，因此，只能中国来做。历史地看，一带一路建设展示了中国人天下治理理念的一大变化，这一倡议很可能跻身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共和国外交决策之列。

虽然中美都在发展实体经济，但华尔街重视的是金融资本和互联网资本。文章首发于英国《金融时报》FT中文网2018年7月20日。

（薛：还有一个区别就是，以前西方运用非和平手段，现在中国强调合作。1980年代开始，西方为世界经济提供发展动力，中国也加入它们。

习主席时期提出新型大国关系，也是要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。一带一路有项目规划，要学习其他国家经验，技术解决不难。

一旦视为政治项目，就会意识形态化，而且他国会在经济方面寻求更多好处。只能通过改善行为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因此很快拿到几家评级机构的最高评级，但其金额与投资的项目相对有限，远远不如国开行、进出口行等。江泽民时期提出和平崛起，开始具有外在影响。

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经济结合起来，考虑一带一路项目如何带动当地其他经济活动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中国因为现在力量不够所以采用和平手段，而力量够了则会运用非和平手段。

但这不同于以前的国际援助，是在商言商，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。郑永年：是的，但是政策形成需要通过政治途径，因此在习主席时期形成。

海是已经存在的，为什么要去内陆修铁路？应该做各国港口、航空等互联互通，这比内陆修铁路要好，内陆的东西非常敏感。薛力：一带一路推行五年以来，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有什么变化？ 郑永年：大家都觉得中国强大了，但不见得形象就变好了。

国有企业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，不仅中国的民营企业进不去，外国的民营企业也进不去。一些国家会批评（中国的做法），但它们不会去做。中国现在在南海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，如果中国将这些岛礁开放，让他国船只停靠，与航行自由结合起来，那么结果就会很好。薛力：概括起来即，一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，二是中国到了走出去的阶段。

例如亚投行可以吸引民资，通过这一平台进行监管，就不会出现民营资本的无政府状态。当中国的资本过剩了，中国资本也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一样会走出去。

但如果采取宣布专属经济区之类的作法，结果可能会非常糟糕，就会被认为是新扩张主义。容许美国的航母在香港停靠，为什么不容许其停靠这些岛礁呢？ （薛：就是实质性淡化九段线？） 对，渐渐就没有九段线问题了。

（薛：东南亚有一种声音认为，《南海行为准则》制定进展比较慢的原因是中国不太积极，您的观点是？） 不仅仅是中国，越南也是问题。就东南亚国家来说，除了各国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，还致力于国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。